红色经典家风故事 ——邓稼先家风：为国奉献 简朴生活-欧洲杯足球平台

1986年6月24日，中央军委决定对隐姓埋名28年的邓稼先解密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了《两弹元勋——邓稼先》的长篇报道。而这时，这位著名核物理学家、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创者，已经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。35天后，62岁的邓稼先于北京逝世，他临终留下遗言：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”

“君视名利如粪土，许身国威壮河山”，这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悼念邓稼先的诗句。作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邓稼先将才智、精力、荣誉甚至生命，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，将对父母、妻子和儿女的爱化为对国家、民族的大爱。　　

牢记父亲嘱托科学报国

邓稼先自幼在父亲的引导下，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，他用切身行动诠释了“忠孝”的内涵。　　

北京陷落后，日军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。还在念书的邓稼先气不过，撕碎了旗子，扔到地上还踩了一脚。这件事被校长知道后，虽然被搪塞过去，但是邓稼先不能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了，家里安排他远赴昆明继续求学。临行前，父亲交代他：“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，学科学对国家有用。”这句话，被他牢牢记在脑海里，也成为他一生的追求。此后，邓稼先求学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留学美国，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，只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便读满了学分，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才26岁，被称为“娃娃博士”。获得学位刚9天，他毫不犹豫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国外优厚的条件，立刻启程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，投入到建设中去。　　

1958年，当国家需要他来领导核事业的研究时，他毅然接受了任务。从此，他过上了隐姓埋名的日子，不再发表学术论文，不再公开做报告，不能出国，甚至不能告诉家人去向。在28年的时间里，他一心扑在祖国的核事业发展中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、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、飞机空投氢弹成功、地下核试验成功……他一次次站在最危险的地方，一次次舍生忘我，只为了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幸福。在一次空投核弹失败后，为了研究失败原因，他亲自去试验场地找碎弹片，为此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损害，而他竟连休息几天都不肯，就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，周恩来总理当面称他为“中国的费米”。1985年邓稼先被查出患有癌症，他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，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。”临终前他嘱咐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”邓稼先就这样将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外化为了具体行动。这也是他对父亲最大的孝。　　

与妻子一起默默坚守

1953年，29岁的邓稼先和许鹿希结为夫妻。婚后，二人的生活平静而幸福，回家的路上能看到他们漫步的身影，家里一隅能看到他们在玩别致的游戏，轻松欢乐是这个小家最常有的氛围。后来，女儿、儿子相继出生，这个家更添几分温馨。　　

然而，这一切都在邓稼先调动工作后改变了。1958年盛夏的一个夜晚，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都没睡着，从他进家门开始，妻子就觉察到了他的不同，她在等待。半晌，邓稼先用一种与平常完全不同的语调告诉妻子：“我要调动工作了。”至于去哪里、干什么，却都不能说。许鹿希很不舍，但邓稼先坚定地说：“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。做好了这件事，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，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。家里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。”这意味着，他将两个孩子、生病的父母和整个家，完全交给了妻子。她并不知道丈夫要去干什么，但看着坚定的丈夫，她选择默默承担一切：“放心吧，我是支持你的。”此后的28年时间里，留给许鹿希更多的是思念和担心，就算邓稼先偶尔回来连聊天也是受限制的，但她一直默默支持着丈夫。　　

1964年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许鹿希才隐约知道丈夫在做什么，那时她更加觉得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他们之间的爱情、亲情早就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了。　　

结婚33年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仅有6年，最后一年还是在邓稼先的病中度过的。邓稼先去世后，家里的陈设从来没有变过，他用过的东西都标上了年代、使用日期，那个他坐过的沙发上的毛巾都没有换过……在许鹿希的世界里，他没有离开。　　

让儿女学会平凡安静地生活

作为父亲，邓稼先非常宠爱孩子。每天下班回来，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逗孩子玩耍，当女儿刚叫第一声“爸”时，他兴奋得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，要她再叫一声、再叫一声，之后他的要求不断升级，“好爸爸”“非常好爸爸”“十分好爸爸”，直到再想不出其他形容词。跟儿子玩耍，是邓稼先非常快乐的事情，这个时候往往没有年纪的差异。儿子邓志平六七岁时，常常在天黑时出去捉蛐蛐，邓稼先不断地向儿子传授经验。逢年过节，父子两人在晒台上放鞭炮，看谁甩得又远又准，清脆的鞭炮声和父子俩欢快的笑声，传出很远。调皮的儿子时常弄得一身脏回去，妻子免不了念叨几句，邓稼先总是为儿子开脱：“孩子嘛，不要管得太死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。”　　

虽然视孩子如掌上明珠，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选择了“不作为”。女儿邓志典还不到十五岁时，就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。一个女孩，独自离开家，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，做父母的有多少放心不下。邓志典到内蒙古后，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，一干就是四年。期间，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，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，坐了几天几夜火车，又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女儿。他给志典带去了几听肉罐头，那是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，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吃相，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。以邓稼先的“国宝”身份，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来的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的女儿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。回城后，志典在一家皮件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制作工人。　　

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，邓稼先却倾尽全力帮助儿女。恢复高考后，女儿决定参加考试，但她从没学过物理，请来的老师认为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补课。这时，邓稼先因工作原因，凑巧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北京，于是他亲自上阵。没有课本，他骑着自行车去旧书摊上淘来旧教材，每天晚上给女儿讲物理课，常常讲到凌晨三四点钟。父女俩一块拼了三个月，完成了中学五年的物理课。其实，这对于搞尖端科学的邓稼先来说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后来，邓稼先自己回忆说：“教中学比教大学难。”当女儿因为外界嘈杂的环境不能静心的时候，邓稼先送给她一首陶渊明的诗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”女儿心领神会。1978年，姐弟俩同时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　　

除了在学业上尽可能帮助和引导孩子，邓稼先更注意在品德上教育孩子。邓志典去美国读研究生前的一天，邓稼先突然问她：“你看过《走向深渊》这部电影么？”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影片，讲述女大学生阿卜莱在欧洲求学期间，因贪图享受被情报机关所利用，并将她在火箭基地工作的男友拖下水的故事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提起这部电影，女儿立刻明白了：“爸，我不会的。”邓稼先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孩子。　　

邓稼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，在生活上却从无要求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给他配的专车，除了工作需要，从不使用。单位分给他新的住房，他坚持不搬，一直住在老旧的公寓里。简朴的作风，直接影响了他的子女。邓志典在美国读研究生期间，生活节省，对于追求高消费和洋气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，穿的衣服还是从国内带过去的。邓志平在一所高校任职，继承了父亲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，为人也非常低调。他在回忆中说：“在我的父亲身上，我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坚持与执着”“我在父亲那里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态度”。他还说：“做科研，一定要受得了清苦，着实不容易。我的孩子在上学时我就对他说，要真想做科研，得费些力气。”　　

邓稼先留给家人的遗产少之又少，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风范却很多很多。